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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舟:哀慟有時 跳舞有時

來源:金沙娛城總站 | 周茉  2019年08月23日08:00

黑 白

黑短褲、白短袖的弋舟站在角落,一邊抽煙一邊注視著周遭。他的朋友評論家梁鴻說他有一雙“過于明亮而悲傷的眼睛”,現在這雙眼睛隱匿于帽檐的陰影下——常常如此,他喜歡戴有檐的帽子。弋舟有一張經典黑白人物像,照片里那雙眼睛在帽檐下露了出來,雖然依然被陰影覆蓋著。你能看到他的目光,溫潤而悠遠,望向遠處。

弋舟掐了煙,從煙霧繚繞里走出來,臺上已經坐好了主持人,和一張給他預留的椅子。7月底,第二十九屆全國書博會在西安舉辦,媒體邀請當地作家錄制訪談宣傳預熱,作為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獲得者,弋舟是毋庸置疑的人選。

下午3點半的采訪,弋舟2點就到了。“人家認認真真準備的,咱們也要認認真真對待。”看好場地和環境后,他窩在休息室的沙發里。一間讓人昏昏欲睡的房間,燈光昏暗,黑膠唱片放出旋律舒緩的曲子,桌上打開的書頁寫著“了解顯意識和潛意識的不同”。現在,無論從哪個意識看,弋舟都是疲憊的。

“寫小說到清晨5點,睡了一會兒,大概四個小時吧。”一家雜志約的稿,拖了近一年,編輯最后使出殺手锏:在下期目錄直接排上了弋舟的名字,沒有稿子就開天窗了——這招好用,弋舟最怕因為自己給別人造成實質性的麻煩,哪怕他是個相當自由散漫的人。

采訪時有位記者問,相對其他陜西作家,你的作品似乎多了些南方氣質。弋舟笑,這不是第一次有人這樣說,“如果當真如此,只能歸結于血脈深處那些玄奧的基因了。”

弋舟祖籍江蘇,在西安成長,后長居蘭州,現在又回到西安。他常說自己是沒有故鄉的“異鄉人”,西安的古城墻和一毛錢一碗的岐山臊子面,是童年精神和物質的雙重記憶,還有那個希望與絕望同行、文化與思想碰撞的70年代生人的成長史。

弋舟至今留有一本書,著名教育家林漢達編著的《春秋故事》,發黃的扉頁上寫著母親的字跡“弋舟 1978.8.17”,這年弋舟6歲。

“70后”作家在文壇的存在并不像改革開放那樣有著大刀闊斧、翻天覆地般的激昂,“過渡的一代”“夾縫中生存”“艱難中突圍”等形容詞都用在了“70后”作家及其文學創作上。很長一段時間弋舟不太認可,“雖然也沒太大所謂,但誰都愿意將自己想象成特殊的個體,不想被歸成一堆說。” 直到越來越往后,他還是逐漸接受了這個說法。放在歷史時期看,這一代人和改革開放40年緊緊連在一起,進程合在一個拍子里。國門大開,新鮮事物潮水般涌入,重要的是,在他們青春年少的生命體驗中,中國文學發生了重大變化。

八十年代先鋒文學開枝散葉,弋舟這一批“70后”作家正處于十多歲接受文學啟蒙的年齡,余華、馬原、格非、蘇童…… 對這些作家,弋舟始終懷有“自己人”般的親切感,直至今天,格非依然在他的文學“萬神殿”里占據著一席之地——“他實在太棒了,平衡感好極了,溫文爾雅地殘忍著,一副可持續發展的派頭。”

與同齡人相比,弋舟的寫作呈現出現代主義的美學趣味,更被視為“先鋒精神”的延續者,他也基本愿意自己是個“先鋒”——七十年代出生的這批作家,誰會真正抵觸先鋒呢?在一些小說篇首,弋舟常引用前輩的句子:策蘭,里爾克,納博科夫,馮內古特,還有庾信和李商隱。這些句子能有效地使他找到寫小說時需要的“根本性焦慮”。

作為一個小說家,如何更準確地把握中國人的內心、中國人的態度、中國人的審美,今天看來,需要回到傳統中重新翻檢我們的寶藏,開啟東方文化的精神密碼。“講究些的說法,他們是傳統,如果我還有一些先鋒的影子,是不是就可以這樣說,先鋒實際上是回望的姿勢。” 弋舟說。

同為“70后”作家,張楚和弋舟這對好哥們兒常被同時提起。張楚曾騎車馱著弋舟在灤南小縣城漫無目的地繞行,“這是最大的商場,這是老街,這是我家以前住過的地方……”夏日夕陽下的小縣城,像一幕老電影從弋舟眼前晃過。酒后神游之時,弋舟沒少讓張楚充當自己的忠實聽眾。張楚覺得弋舟高蹈優雅,迷惘又自知,“老讓我想起在江南杏花春雨里買醉的唐朝詩人。”

最近,弋舟出行總帶著一對文玩核桃,名曰“中國核桃走世界”。盤盤珠子喝喝茶,他也不再片面地視為附庸風雅與土豪做派。弋舟說,這里面,確乎有某種中國精神在復蘇。中國式的端莊乃至中國式的放蕩,紅塵萬丈和一片空茫。

上學時候弋舟因為“先鋒”讓老師頭疼,不到6歲,在課堂上根本坐不住,饒是如此,還是能一眼看出這是個聰明的小男孩。弋舟說這是自己吃虧的地兒,外表顯得挺機靈的,“其實還是一笨蛋,挺老實的人,這是最麻煩的地方。”

 

天 命

弋舟的膝蓋舊疾難愈,隨著年紀漸升導致下樓越發痛苦,前一陣他戴上了老花鏡,鄭重其事地以文字為記——“老花眼是身體開始衰老的信號之一。” 人到中年,河流入海,弋舟至此尚未對歲月棄甲投戈,也許什么時候不再寫小說了,才能走進心安之地,“沒辦法,我這個生命本身跟文學已經緊緊掛鉤了”。

一次行車途中,《民族文學》副主編陳亞軍說起養的貓在海關歷經“生死劫”后被自己強勢破案的離奇遭遇,弋舟聽得興之所至,當即表示這是絕佳文學素材。獲得魯迅文學獎的短篇小說《出警》,創作靈感也多少關乎當時一個聳動視聽的社會事件。

“當年他轉身而去,走在山路上,腳底發虛,輕飄飄得像是騰云駕霧。后來還跌進了溝里。曠野無人,他在野地里昏睡了一宿。醒來后,山風浩蕩,感覺像是死過了一回。”——小說其中的一段文字,你難以想象這是一篇寫警察的作品。

《出警》授獎辭為“體現著對心靈辯證法的深入理解。不回避人性的幽暗和荒涼,更以執著的耐心求證著責任和療救。” 盡管獲獎了,時任評委之一、文學評論家賀紹俊卻坦率地說,《出警》并沒有顯現出弋舟最鮮明的文學個性。參評作品中還有另一個短篇《隨園》,也許更具有弋舟的典型面孔:將古代文學中的一個文化象征“隨園”復原在西北荒原,以安妥自己的精神孤獨。既有內省式的自責,也有冷峻的社會批判;既有不屈不撓的追問,也有不留情面的揭露。這一切構成了復調式的敘述,弋舟一層層剝開孤獨的內核,以反省的姿態面對大千世界,并試圖尋覓到精神拯救的途徑。

評論家謝有順在書頁上給弋舟題字:“從塵世中來,到靈魂里去”。他是這樣的人,無時無刻不在思索,并充分展現在他的小說中。

“我們關注的不是熱點本身,是背后所含納的人性奧秘,那是更為本質和更為恒久的命題,相較于熱點的偶然性,我們著力在必然性的探究上。” 現實殼子下那個蕪雜而龐大的精神世界,那些人心的溝壑浮沉,像是潛伏在暗處的狩獵者,弋舟并不意圖抓住獵物,而是制造陷阱甚至幻象,欣賞一場逃離與追逐的游戲,弋舟樂得這種伺機不動的冒險,并且游刃有余。

虛構于弋舟是寫作的巨大樂趣,是他作為小說家所能施展的魔法,他更樂于想象世界。用弋舟的話說,身邊事,雞零狗碎,真那么值得拿出來描摹與渲染嗎?長久以來他都被“虛構的熱情”所驅使,“可能就是基于想象,導致我的寫作有著對意象的依賴,對隱喻的依賴,對寓言的依賴。大多數人可能通過眼睛觀察世界,有前輩說我是通過意識。”

世界在弋舟眼里由觀念和概念構成。體現在文學中,寫的是現實生活,卻飽含形而上的思辨與詰問。從觀念中來,到觀念中去,這樣的哲學氣質讓弋舟有著自省般深刻的一面,也讓不少采訪他的人苦惱:

Q:你是怎么走上寫作道路的?

“ 命運吧。我們生命之旅的那些重要事實,可能都不是一個自我選擇的結果。我只能回答,那是許多非我意志所決定的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Q:哪本書對你影響比較大?

“ 讀過的每一本書。就像吃飯一樣,無法指認哪一口飯讓我們長到了今天。”

Q:拋開文學,你的人生算是平順還是跌宕起伏一些?

“ 現在是和平年代,再大的顛簸都不如戰爭時期。每個人都有他內心的磨難與煎熬,如果跟14億人比,我肯定活得比13億都平穩,我好意思說跌宕起伏嗎?”

Q:寫作遇到瓶頸期如何度過?

“ 從第一個字開始就是瓶頸,這種狀態一直要到畫下最后一個句號。整個狀態就是持續地克服,無所謂姿勢好不好看,過去才是關鍵。”

……

看起來就是不配合采訪,不好好跟人說話。弋舟也笑:“這已經是我很真誠很耐心的回答了。說老實話,這些問題讓你回答,你能給出一個確切答案嗎?”

如果將一切解構并且辯證的來分析,只有一件事在弋舟的世界中是整一的存在,他無從抵抗,無可辯駁,那就是文學。他常說自己是誤入歧途的小說家。這是他的宿命,他也認了這個命。

弋舟甚至沒有為文學創作本身焦慮過,他的確有這樣的自信——從正式發表作品起,沒被退過稿。收到的唯一一次退稿函是14歲給《收獲》的投稿,“還挺難忘的,認認真真地抄在作文本上。”弋舟記得那時投稿和退稿莊重而嚴肅,雖說是格式化的退稿函,也會寫有“您的大作已讀,不合我刊適用”之類的措辭。

弋舟自視不是百折不撓的人,舞文弄墨真的要歸功于老天爺賞飯吃。“我很敬佩經歷過漫長退稿期的人,退一年的稿,可能這事我都不干了。”

有段時間他投入生活進程,工作娶妻生子。消磨于瑣碎而平實的日子,越發感到寫作可能是這輩子最應該干的事情。

學美術出身,弋舟喜愛奧地利表現主義畫家埃貢·席勒,扭曲的人物畫風貼近他的文學氣質——囿于自身的不惑與精神的掙扎。

張楚讀弋舟的小說,既妒忌又哀傷。“我完全不知道他將把人物帶向何方。或隱約知道人物去何方,卻不曉得以何種姿態擺渡。”

《緩刑》《如在水底,如在空中》《把我們掛在單杠上》《平行》《寰球同此涼熱》…… 像這些意猶未盡的小說名字,弋舟的文學疆域并沒有一條筆直道路提供給讀者。他自己倒是很明確,有多大能力統領這片領土。

沒有一點不切實際的妄念,一路寫下來,弋舟知道想要夠著的東西是在手臂范圍之內的。“我只是沒有去寫,寫了一定是個好的小說家,這點我從來沒有懷疑過。” 弋舟說。

對文學,弋舟視為不容輕慢的藝術,并懷有信徒一般的忠誠。為了回到藝術亙古的準則中去,弋舟常和小說較勁,也和自己較勁。

寫系列中篇《劉曉東》時,他的生命狀態正處于黑暗的低谷中,切實的“肉體感”讓弋舟這次不再“飄”了。劉曉東,中年男性,知識分子。弋舟說,他太像我,這一次我寫寫自己吧。熟悉的生活寫起來難度不大,然而他會擔憂,貼地寫作的風險損害小說藝術的某些本質性原則;也會懷有現代人的罪感試圖在文本中自我審判——當他將劉曉東確定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劉曉東”時,才能獲得那種即便是自欺欺人的闊大的安慰。可若誰真的非要以劉曉東來印證他自己,弋舟又是要表示反對的。

作家石一楓曾打趣:弋舟的小說專門寫那種不缺錢還憂愁的事。對此弋舟并不否認。小說與生命“貼身肉搏”的勁頭不夠,他坦誠這是自己的精神困厄,是寫作的局限,搞不好會有矯情和虛妄的風險。

但他同時也堅定地清楚,精神上的苦難需要賦予哲學式的辨析,以此尋得救贖,“這種筆下人物的痛苦,看起來往往是無端的,沒有所謂現實邏輯的必然——他們豐衣足食,苦什么呢?是什么戕害了他們?也許我們太迷信那種其來有自的事物了,但這世上就是有人在無端端地哭。我們沒法再像前輩們那樣去書寫苦難了,饑餓,戰亂,甚至失業和失戀,給那些苦難輕易地賦予正當性,但這些‘正當性’,就能反證大觀園里那群男女之苦的不正當嗎?這種‘精神上的苦難’,搞不好,會顯得無病呻吟,如果出現了這種效果,要么是作家沒寫好,要么是閱讀者不被一根現實之針扎在指尖里,就無從想象那永恒的疼痛。”

文學評論家李敬澤認為弋舟的小說能與人發生深入對話,形成討論的場域,無論共鳴還是爭辯,都能夠激發你,讓你生出很多想法。

真正的好作家是什么樣呢?有人說,那是神經末梢耷拉在皮膚之外的人,敏銳地感知著世界,一不留神也會疼痛至死。

弋舟被疼痛侵襲過,一度瀕于被吞噬的邊緣。有兩年,因為紛擾雜事和生活遭際,他的精神狀態一直不好,肉體的切實疼痛感,失眠,幻聽。作家的內心總隱藏著一個頑固自我,弋舟將這個頑固自我交給了《圣經》。

“算是在人最絕望的時候,有一點支撐吧。人的盡頭才是神的開始。”

有人問弋舟,臨近知天命之年,有何感慨。弋舟說,這組詞真的太扎眼了,透著股活膩歪了的勁兒。年紀漸增,愈發羨慕年輕的愚蠢,愚蠢可能是對知天命的抵抗吧。

說說最近讓你開心的事,我問。想了想,加了兩個字,“有嗎?”

“沒有。” 他反問我,你有開心的事嗎?我說,這篇寫你的稿子快完成了。

弋舟回,太好了,我為這事兒開心。

 

失 衡

錄制訪談,弋舟比主辦方還操心,“給他們拿點水果”;“布景可以吧,燈光會不會太亮”;“我說的行嗎,有沒有要補錄的,省得你們再跑一趟”……

《出警》的電影制片人,和弋舟有“一起洗過澡”交情的老賈說,這個人啊,是個有血有肉的人。不像表面上那種冷冷的范兒,內心還是非常熱情的,愛幫助別人,有自己的一套行為準則。

作家的短板更容易暴露在他筆下的主人公身上。弋舟在自己的小說中偏愛的人物和他本人相像——《蝌蚪》里的郭卡,一腔熱忱,卻又羞澀膽怯。

這次采訪前,弋舟說:“把我寫得酷一點兒。”

在很多同齡作家朋友眼里,弋舟的酷帶有長者般的包容和體恤,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會說什么,卻自有安然淡若的氣場,仿佛周遭一切與他無關,又盡在掌控。魯迅文學院培訓期間,大家聚在一起玩殺人游戲,他常充當法官的角色,既可以言簡意賅地說話,又不必陷入角色間的撕扯。

“仿佛他比我們老著那么一截,沒有什么可以令他興奮,算計不可以,殺戮不可以。他深諳一切規則、陰謀和秘密,言盡于小說。在那些夜晚,我們聽從他字正腔圓的串詞,暗自欽佩他的自我犧牲和服務精神。”曾和弋舟同班的“70后”作家楊帆說。

比弋舟小4歲的田耳稱弋舟為大哥般的人物。新疆之行讓二人做了7天同居密友,田耳發現弋舟最是夜里歡,寶刀總在深夜跳匣而出,過了凌晨一點,白日里深藏的少年意氣風發,妙語迭出,時有誅心之論。“跟他相處,我這樣的夜貓子,是有福了。”

弋舟細致地體貼著身邊每個人,田耳倒希望,他能放任一些,灑脫一些,讓自己多一點不管不顧的態度。

“我自認為是認清了人性,但是認清之后沒變得決絕和冰冷,反而讓我更體貼他人,盡自己最大努力去照顧對方情緒。”好像已經成為一種自覺的習慣甚至修行,有時弋舟內心還會沮喪和自責,沒有那么大的力量把世界托住。

“這種想法太危險了,怎么能把世界托住呢,結果這個人肯定就碎了。”我反問。

“對啊,所以現在肉體都疲憊到一定程度,何況精神上。”

多年前的一個采訪,弋舟曾用“力圖平衡的跛足者”形容自己,現在看依然有效。“平衡”是弋舟試圖與自我和解的關鍵詞,于職業,寫作能將他的精神統攝成相對完整與穩固的狀態,于生活,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斗爭。

弋舟在文學上有天賦。他看向窗外,“我其實不想多談天賦這兩個字,我們見了太多極具天賦的同行,十幾二十年來紛紛倒在路上,最后不知所蹤。”弋舟認為,真正能成就一名作家的,是常年累月不松懈的文學態度。

在這條無限接近理想狀態的路上,弋舟是痛苦的,甚至有漸行漸遠的危險。

明天,他去作家賈平凹處取字,給十月文學館的題字牌匾要帶去云南麗江。在這之前,有3天在江西的文學活動,然后飛到四川待4天。這之后西安書博會開幕,少不了推廣新書、為朋友站臺的諸般事宜。

“今天去哪,后天去哪,全是被決定。我得記下來,一拍頭今天該干嘛了?”

“沒想過拒絕別人嗎?比如有事或其他理由。”

“我所理解的是,我真的在寫作才算是件事。比如我在參加另一個活動,好像就不是個事兒,我就拿另一個活動當拒絕你的理由嗎?”

拒絕這種行為,在弋舟看是對別人的情感傷害,“今天這個采訪也是,我其實特別想等到自己狀態好一些,也讓你有更良好的感受。但是我又不能說不行你別來。”

弋舟深知這是自己的性格缺陷,并對此極度不滿——自律能力差,太容易被直覺性的東西帶走,不進入理性沉淀和分析。這影響著他的行為,進而影響著生活和他的創作。

“如果滿分十分,一路寫下來你給自己打多少分?”

“四五分吧。

讓弋舟煎熬和痛苦的不是文學能力不夠,而是面對寫作之外的各類繁雜事物,他沒能止損式地達成平衡。

“我知道真正投入能達到什么程度,現在還遠遠不夠。” 弋舟看著桌上的水杯,“總被裹挾到各種各樣的情況中,讓寫作這事大打折扣。”說完又頓了一會兒,“一是面子軟,二是也好熱鬧,貪玩,甚至有虛榮的誘惑。”

弋舟覺得自己既幸運又慚愧,“我知道我能寫得更好,實際的水準跟今天的榮譽都有點不匹配。”

兩周前他和作家朱山坡參加一個文學活動,二人約好相互督促,期間各寫一篇小說,最后雙雙付諸東流。

沒能踏實寫東西的恐懼和壓力,每一個對文學和寫作有追求的作家都深有體會。而今對于知識分子的想象,已不同于農耕時代陶淵明般采菊東籬下的田園生活,作家需要參與到社會活動中,蓬勃的文學業態也為作家提供了生存與發展空間,榮譽、名聲、社會地位難免成為文學背后的連鎖效應。

弋舟對此很清醒:“好的文學不一定在熱鬧的文學現場。精神能量的過度使用、人情世故的過度消耗一方面讓我們享受到某些福利,一方面,我們為之犧牲了自己的才華。”

內心的掙扎讓弋舟也會借酒澆愁。

“相對開心和放松的時候是在喝酒后嗎?”

“不是,反而是對自己管理良好的時候。”

弋舟半個月沒理發,超過了忍耐極限,他念叨著今晚一定要解決,“這一篇千萬不能寫成我很忙,說出去有點兒丟人。”

寫下《丙申故事集》的2016年,是弋舟相對平衡的一年。早起鍛煉,上午寫作,午休。下午讀書,喝茶,避免過多社交。那個階段他的創作力和成果非常好,一個月三個短篇,從容順暢,《出警》和倍受好評的《隨園》都是那時的作品。

“不是取得了所謂成就才滿意。我知道把狀態調整到哪才配得上上帝給我的才華。更多的時候,就是把才華在亂七八糟的事上揮霍掉。”

從那年起,弋舟決定以這種良好的狀態寫三年,朋友們笑說這個計劃該進行一個甲子。然而在跛足和平衡之間,弋舟還是跌向了跛足。2017年寫作《丁酉故事集》,已經暴露了無法堅持的苗頭。“丁酉我都是咬著牙到最后才完成。”

2018年,弋舟的工作地點從蘭州遷至西安,生活上多了三個小時的往返,8月份弋舟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彼時他知道,2018的下半年,很大程度上將不再屬于自己“文學的戊戌”。最終,他弄丟了那本“戊戌故事集”。

寫作經年,弋舟的心態有所改變——“當然是變得更糟糕了。”現在他會重讀自己的作品,“看看那時的才華”,弋舟說。他腦海中常有這樣的意象:打開胸腔,把心肝脾肺拉出來好好洗洗,再塞回去。

長篇小說《我們的踟躕》后記中,弋舟寫到:如果上帝足夠仁慈,我還想繼續向他祈禱,請他讓我在這本集子付梓以后的寫作中,不懷有任何一種與小說藝術無關的奢望(這里面包含了對于名利的渴求與對權威的迷信),從而讓我不至于因為懷有了這樣的奢望而蒙受羞恥。

 

行 船

2018年8月11日,弋舟在西安處理完工作,拖著行李打算回蘭州的家。時間還寬裕,他臨時起意去看看母親。驕陽下的墓園空無一人,弋舟擦拭了母親的墓碑,關掉手機,席地坐進一個整全的時光里。不多久,大雨忽至,只好拉著行李,攔下了墓園外的一輛出租車,于漫天大雨中,他打開手機,信息蜂擁而來——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揭曉,他獲得了短篇小說獎。

弋舟人生最大的遺憾是,“如果自己還算有點文學成就的話,母親沒能看到。”

很多場合,說到文學興趣緣起,弋舟都歸結于命運。過度談論關乎個人經歷的家事在他看來是不體面的事情,然而弋舟與文學的淵源,也許真的是從被母親拿網兜抽打背誦唐詩開始的。

弋舟的父母在大學讀的都是中文系。弋舟說,母親是一個特別有文學愿望的人,自己也搞創作,但是沒能實現文學夢。“她多少會對我有些期許,最后我當了作家也有回報母親的愿望這點兒意思在。”

當年母親在學校教書,常借文學刊物回來,弋舟記得她喜愛鐵凝的《沒有紐扣的紅襯衫》,還和家人熱烈討論。這是弋舟對當代小說留下印象的第一篇作品——發表在1983年的《十月》上,那年弋舟11歲。

那個年代正是文學的好時候,后來弋舟和圖書館阿姨熟了,最熱的文學新刊都給他留著——作為“先鋒”重鎮的《收獲》和《花城》是少年弋舟最喜愛的刊物。他看到好的作品會推薦給母親,母親看到好的也會告訴他,弋舟漸漸發現,在和母親的文學互動中,自己的品位“可能更高一些”。

“她給我推薦的那些我開始看不上了。我給她推薦的,比如余華的《活著》,就特別能打動她。”那些作品讓弋舟覺得,我們的文學與世界文學并不遙遠,它是親近的。自己也有了一試身手的沖動,才萌生了14歲給《收獲》投稿的念頭。

不同于很多人少年時喜歡寫青澀朦朧的成長體驗,除了一篇武俠小說的處女作,弋舟青春歲月的練筆已經有了純文學的嚴肅味道,對此他不乏幾分驕傲:“開蒙層次不一樣,我怎么可能寫校園生活那點事兒。”

至今他還有印象的是寫過一篇現代題材的小說,少年通過孩子的視角窺探一個在房子里的老女人,字里行間彌漫著神秘與陰森。

如果將其視為弋舟作品特質的發端,這之后慢慢走向成熟的文學風格亦可見端倪。有評論家指出,羞恥、罪惡、孤獨、痛苦在他的作品中出現率極高,一些讀者在弋舟的小說中讀出了一股壓抑的苦氣,城市幽暗萎靡,時代混沌沒有方向……

對此弋舟感到震驚:“那不是我想在文學中提供給世界的。如果我的作品有這樣的觀感,那是我的寫作能力和目的沒能一致,我會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私下,弋舟琢磨自己的小說,其實有溫存的一面。“就像我這個人,即使有消極或厭棄,還是拿出最大的誠意和善意對待世界。”

作家與他的作品之間,常存在神秘的相互投射。弋舟少年時期的成長軌跡,如今看來并不夠輕松與快樂。

他的父親和那個年代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一樣,一生郁郁而不得志,弋舟的成長環境又相對“孤島化”,親戚少,與熱鬧的塵世沒有密切交集。家庭的沉郁氣氛讓閱讀成為他最依賴的體驗。“西部”于弋舟,很長階段是對立的他鄉,甚至是諸多不幸的根由。“如果一定要說我的西部經驗,從根本上講,可能只會是厭棄和恐懼,我無法將情感上升為眷戀。”弋舟說。

很久以來,在西北這片土地上,弋舟都覺得自己是一滴沒有融進油里的水,無力將蒼涼寂寥、大氣磅礴的西部氣質轉化為他的文學情感。

而今,一切都悄無聲息地發生了變化。這位天馬行空的小說家在歲月的研磨中落地生根,尋得了一份精神上的可靠——弋舟對身在的西北之地,漸漸有了無法說明的情意——“它似乎真的足以平衡我的一些委屈,讓我得嘗那些以往被自己視為陳詞濫調的闊大與蒼涼。西部這塊疆域,不但是指地理意義,更是指精神領地。一個中國作家,有了這種大的參考,更有益于學會視自己為草芥。”

 

小暑 微風至;蟋蟀居宇;鷹始鷙。

夏至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

……

弋舟的朋友圈里,每個節氣都配有照片與文字。時間似乎于弋舟有著特殊意義,想象與世界建立聯系,和天地時序一起律動,讓他覺得關在屋子里寫作不是無足輕重的事。

除了獲得魯獎的2018年,2000年也是弋舟人生的重要時段。千禧年之際,他出版長篇小說《跛足之年》。因為有了嚴肅自覺的創作意識,弋舟也將其視為自己的寫作元年。同年,弋舟的兒子出生。

“當爸爸了,應該會喜悅。怎么寫出這么一本《跛足之年》?”我有些好奇。

“我的寫作一開始就不專門是自我經驗或自我心緒的書寫,更多關注的是社會乃至人類的普遍性。作家的情感與普通人不同,好比孤獨,一定與大眾理解的孤獨不是一回事。”

“你是一個孤獨的人嗎?”

“肯定是,肯定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真正的作家,都不是正常生活在人間的人。他不適合組建家庭,不適合為人父母,但我們都在努力做好社會屬性的那個人。作家的精神活動是雙重的,他的沉重感更多。”

孤獨與虛無,是驅使弋舟寫作的基本動因。他懷疑過寫作的意義、生命的意義,最后發現,一切意義都是在懷疑中確立,但這并不妨礙他繼續下去。正如當下文學被質疑邊緣化,弋舟覺得不重要,“此起彼伏,曾經的喇叭褲也被邊緣化了,但有一天它可能還會回來。回不來,也不妨礙有人穿得很好看,更不妨礙人類持之以恒裝扮自己的企圖,我們現在不就在談論著文學嗎?”

2013年,弋舟接受了一個寫作計劃,走街串巷,深入鄉間,聆聽一個個垂暮的故事,于是有了關注空巢老人的非虛構作品《我在這世上太孤獨》。這一次,他帶著兒子一起——“我想讓他對生命有一種重視,知道人的全部肉體過程。”

交談中,老人們幾乎不約而同地熱衷于回憶自己的過去,如今的境遇卻羞于表白,這讓弋舟對此番腳踏實地的寫作進一步著迷。人性的復雜與深邃,鮮活與生動,在老人們的訴說中,一次次被他感受著。

如果用一句話描述筆下的世界,弋舟給出的答案是:頑強地重建垮掉的生活。

看到兒子小時候的可愛模樣,想到日后要歷經的人世諸多磨難,他開心又痛苦;寫作非虛構時與孤獨老人長談,想到人是會死的,他悲傷又安慰。

如同他的自我掙扎與平衡,如同他與軟弱相迎時的淪陷又抵抗——“克服缺陷是無望的過程,但是你要去做。這就是價值和意義所在。”即便是黑夜中的一條路,路途中的璀璨星芒,抑或幽魅螢火都讓他覺得不負此行。

如同他痛飲白酒后的高歌,如同他唱九十年代金曲時的淚流滿面,如同他放在窗臺上的三朵向日葵,弋舟過不去那場舊事,卻也對撲面而來的新生滿懷深情,哪怕菩薩皺眉,薔薇垂淚。

“人間不值得——這話本是很深刻的,現在卻成了流行。你的生命經驗配得上說這個話嗎?人生虛無,所以消極,這是非常草率的。恰恰你看懂人生的虛無后,煥發出的積極彌足珍貴。給本來無意義的賦予意義,這才是人該干的事。”

以虛無至實有,不但是他的訴求,也是他生命本身的企圖。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學定數,弋舟說,他的定數只有上帝知道。

弋舟全名鄒弋舟,“弋舟”并非筆名。搖曳的船,泊于水上,遇風而動,浮浪而行。

“如果不當小說家了,想干什么?”

“開個蛋糕店吧,或者做個體力勞動者。實在不想干精神的活兒了。”

……

“但是,我還真一點也不后悔當作家。” 

(文 / 周茉)

 

文中部分參考資料源于過往訪談內容,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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