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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伎倆不過是貼切表達真情實感” ——瑣憶林斤瀾與《舞伎》,兼釋李慶西之疑

來源:文匯讀書周報 | 徐正綸  2019年09月30日08:06

林斤瀾

近讀李慶西在《上海文化》2019年5月號上發表的回憶林斤瀾的一篇文章,里面說到這位作家所著的一本散文集《舞伎》。我不由得又翻閱了一遍林斤瀾寫給我的20封舊信。這些信都是我來浙江文藝出版社工作以后寫的,其中有好幾封信說到關于出版他《舞伎》的一些來龍去脈。

人們知道,林斤瀾是以寫短篇小說馳譽當年中國文壇的,曾和汪曾祺一起被稱為“文壇雙璧”。但他也寫過不少精彩的散文,出了好幾本散文集;在我的印象中,《舞伎》應是他改革開放以后出版的第一本自選的散文集子。

林斤瀾生前不止一次對我說起自己對散文寫作的濃厚興趣。他說自己干文學這一行多年,雖然寫得最多的是短篇小說,但也寫過散文,散見于各地報刊;他對有些散文作品的自我感覺,比自己寫的短篇小說還要好。說到這里,他常提起國畫泰斗齊白石說的那句話:“余詩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畫第四”,接著便是他那習慣性的“哈哈哈哈”一笑。

話雖沒有說全,留了一半,但從這笑聲里,我分明聽出他對自己某些散文作品的自負和自賞。他在1984年11月20日給我的信里就這樣說過:“年事日增,對散文的興趣也大了。有人更喜歡我的散文。新文學大系里選我的小說,好像是意中事;兩個時期都選了我的散文,實有意外。”

改革開放以后,全國的文學創作氣氛回暖,當北京的同行們“急急著找補”時節,停筆12年的林斤瀾“也不怠慢,重理舊業”。一提起筆,他竟“沒頭沒腦”寫了好幾篇“先前不多寫”的散文,而且越寫越多,欲罷不能,倒把他原來擅寫的短篇小說暫時冷落了。

所以,當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5月建社伊始,向這位浙籍作家約稿時,他很爽快地答應先給我們編一本散文選集,并且在來信中表示:“這回的散文選,當好好出一本書。”看來,他對出好這本集子底氣很足、決心很大。

從后來出版的《舞伎》可看出,林斤瀾確實為這本集子花了力氣,動了腦子,下了一番功夫。他從自己上世紀50年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寫的大量散文中,選定自己中意的篇目58篇之后,并沒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樣“一鍋灼”,只是籠統地按發表時間先后排排隊;而是根據文章的不同主題,仔細地分門別類,編成“記情”“記事”“記地”“記人”“記文”五輯。他還給這本散文集取了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別致的書名:《舞伎》。乍一看,還以為這是一本寫日本歌舞伎的書,而實際上作家取這個書名的用意,既與“五記”諧音,又包含著“‘舞’是舞文弄墨,‘伎’是伎倆”的涵義,語意雙關。

尤其是他為《舞伎》寫的一篇《前言》,不是常見的應景文字,從中明顯可看出他想借這本集子,表明自己對革新散文寫作語言的嘗試和堅持。當時,許多讀者認為林斤瀾的作品(包括小說和散文),上世紀50年代寫的比較好讀,復出以后所寫的就有點晦澀,“看不懂了”。他在這篇《前言》中就這樣說:(上世紀)70年代后期,直至進入80年代所寫的這些作品,“如果說文字有‘抑揚頓挫’四個字,那么‘抑揚’見少,‘頓挫’殊多了。‘頓挫’對付得不合適,就生澀。”還說“有好人勸說,倒不如回到50年代那樣,總還是‘流走’起來暢快”,他的回答是:“謝謝。老話說‘非不為,實不能’,我是‘實不能,也不為’。文字本身只是符號,舞文弄墨白了頭,那伎倆不過是貼切表達真情實感。生活的感受不同,‘流走’時不能‘頓挫’,‘頓挫’時也不為‘流走’。”這就是說,時代不同了,生活感受不同了,他使用的創作語言,也應該與時俱進,有所不同,該“頓挫”還是要“頓挫”,決不為追求“流走”而回避以至舍棄“頓挫”。

林斤瀾的這本散文集,還涉及一個散文的文體觀問題。

一般說來,散文泛指詩歌、小說、戲劇以外的所有文學體裁,包括雜文、隨筆、游記等。但后來也有人將其中偏于“議論”的歸之為“雜文”,將偏于“敘事和抒情”的稱之為“散文”,這也就是“五四”時期周作人所說的“美文”和魯迅在《兩地書》中所說的“散文小品”。倘若前者是廣義的,后者便是狹義的。錢理群、王德厚為浙江文藝出版社選編的《魯迅散文全編》的《前言》中就說:“這本‘全編’,如 要‘正名’,應稱之為‘魯迅散文小品全編’或‘魯迅美文全編’,但說是‘散文全編’,也無不可——這是一種狹義的散文概念。”

林斤瀾顯然走的是另一條路子,他提倡廣義的散文文體。他在《舞伎·前言》中,開宗明義第一句就說:“這是我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散文選集。有的或者不像是散文,那么是雜文嗎?這中間也難解難分。”因此,他主張散文選集中,可收作家為別人著作所寫的序跋,也可收作家某些講話稿等等。

他在1985年1月8日的來信中,提到《舞伎》一書,要從30多年所寫的文章中選擇,緊接著說:“文質不能以文體區分,序跋豈無佳作;我給母國政、劉心武集子寫的序,反映不錯。”還說,某出版社到北京來約散文之類書稿,“不提精選,反倒求全。連講話稿,也整理收集。”他聽說此間文壇有人出于狹義的散文概念,看不上序跋一類作品,說了些難聽的話,想把它們逐出“散文”領地,很不以為然,在信中對此反駁道:“你們那里的‘破爛’之說,或因質量確實太低,或是論者過左。排斥序跋,左得可以了。”當然,他這里所說的“左”,不是政治意義的,而是指思想方法的片面、偏激和褊狹。

在《舞伎》“記文”一輯中,林斤瀾收入《讀〈雞啄米〉》一文,在副題上就公然標明“劉心武小說集序”。 (下轉第二版)(上接第一版)此外,收入此書的《有關結構漫談》《小說說小》等好幾篇文章,雖然經過整理,改頭換面,但顯然帶有他在某些場合對青年作者或愛好文學青年講話的痕跡。《舞伎》既收了“序跋”,也收了“講話”,正體現了林斤瀾對散文的廣義的文體概念。

看來,林斤瀾很重視、很在乎這本集子,不僅因為他此時此刻隨著年齡的增大而對散文有所偏愛,也不僅因為他要通過這本選集探索和經營散文寫作的另一種語言風格,而且還因為他要借此表明他所贊同的散文文體觀。

1985年,我們出版社李慶西、黃育海兩同志去北京找到林斤瀾,請他為《創作談叢書》寫稿,并請他幫助我們向北京的其他作家約稿。他出于對家鄉出版社的情誼,盡管正在緊鑼密鼓編選《舞伎》,還是毫不推辭,一口答應了下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這時卻沒有把自己正在為我們出版社編這本散文集透露給慶西,或者說起過,慶西沒有在意,以至慶西在《上海文化》所寫的那篇回憶文章中,還對當年向林約寫的是“創作談”,后來交來的卻是散文集《舞伎》一事,感到疑惑不解。

然而,還有更讓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初,當林斤瀾選編《舞伎》散文集殺青,即將交付出版社的當口,竟出現了一場波折,枉走了一段彎路。

那幾年,出版社的財政體制正在經歷一次重大的改革,從原來的“大鍋飯”轉為“自負盈虧”,經濟壓力陡然大大加重,于是我們便在緊縮原先的選題計劃上找出路。一位剛調來分管這項工作的同事,不了解本社約稿的歷史狀況,輕率地以經濟效益不佳為借口,把林斤瀾的《舞伎》選題砍掉了。當我把這個信息寫信告知林斤瀾時,他光火了。平日我和他交往時,覺得他待人處事比較溫和,是容易商量、好打交道的人;誰知這一回他毫不客氣,簡直有點“聲色俱厲”“怒發沖冠”的架勢。

且看他在1986年2月26日給我的那封回信。他說“散文選是你們前任兩位社長和現任一約、再約、三約的稿子,居然廢約,也太不講信用了。我在文藝界混了四個年代,還是第一次遇見這樣的事,偏偏發生在家鄉出版社,在我有葉落歸根之思之時”。他接著表示,此前他曾應約為我社編一本《創作談》,并已開始動手;他幫我們約請在京幾位作家為這套“叢書”寫稿,也已落實。但是,“無信不立”,“既然你們變化無常,不好辦事,也就算了”,“沒有信用的事,先不做了”……熊熊怒火,躍然紙上。

我收到這封信,立即交給班子傳閱,還特送兩位前任老同志過目。他們都承認此前曾先后向林約過這本散文選集;當時還不時興簽訂書面合同,雙方口頭說好,就算是“君子協定”,照此辦理就是。經過磋商,班子最后終于達成共識:廢約一事,我們這邊理虧;況且林斤瀾是一位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作家,對家鄉出版社又一向熱情支持,對他的書稿更宜慎重處理,不應出爾反爾。于是,李慶西便作為此書的責任編輯,親赴北京,和老林當面敲定了一切。林斤瀾在1986年5月30日的來信中,也曾提起這件事:“拙作散文選集《舞伎》,實是數任幾番約稿,卻使你們略有為難,總是意外。現在經責任編輯來京商定,這件事算是了結。”就這樣,這本散文集,便于當年下半年進入操作過程,1988年問世。

林斤瀾在來信中,如此疾言厲色,在我的印象中,還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的這種非常態的感情爆發,我想,除了讓人更形象地窺見作家潛在性格的另一面,即對不守信用等不合理現象的零容忍之外,從中是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家對這本散文集比較看重,切望它能夠盡快地順利出版呢?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他這一次偶而發火,也決不是不分青紅皂白,“橫掃一切”以至“濫殺無辜”。就在上面那封信的后面,他口氣一轉,寫了這么幾句:“言而無信的是出版社,也不記在個人名下。各處出版社也常有往來,來的都是個人,辦的都是社事。有的社不好辦事,就不辦,個人還是來往。以后你個人有什么事,當然‘一如既往’,竭力做到。有關你社的事,一般不做。你個人以為非做不可,也只能為你個人勉強為之。”他對我們出版社的此次失信意見很大,但單位是單位,個人是個人。有時雖然很難分開,倘若以我個人的名義辦,另當別論。他畢竟沒有忘記我們之間的特殊關系。這就是林斤瀾待人接物的辯證法。

難怪北京文學圈里有人說他“世故”。這兩個字用在他身上并非貶義,而是對他在這個圈子里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分寸拿捏到位的肯定和稱贊。所以他在北京文學界“人緣”很好,不論比他老的如汪曾祺,比他年輕的如鄧友梅、從維熙,或是更年輕的如劉心武等人,都能和他相處得十分融洽,都能對他說點掏心窩子的話。

關于林斤瀾這本《舞伎》散文集從約稿到出版的過程,拉拉雜雜,寫下這么一些。如果能多多少少折射出這位作家為人為文的某些碎片,讓讀者更加走近他;如果能對李慶西那篇回憶林斤瀾文章中說到的困惑,起到一點釋疑作用,那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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