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娛城總站-金沙娛樂塲登陸-金沙國際娛城送彩金

中國文學理論70年的資源層次

來源:金沙娛城總站 | 高建平  2019年10月02日07:33

在歷史的長河中,70年只是短暫的一瞬,但對于中國的文學理論來說,70年不尋常。從學科的草創,到如今的蔚為大觀,有人數眾多的研究者群體,在文學研究和社會生活實踐中起著重要作用,走過了一段跌宕起伏、峰回路轉的歷程。過去70年的中國文論,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即“新開端、新變化、新時期、新世紀、新時代”,這是關于中國文論的階段論,作者在別處作過論述。在本文中,主要探討文論資源的層次論。這里所說的層次論,指文論資源具有層累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不同的資源依次出場,累積在中國文論中。通過不同資源動態的相互作用,形成當代的中國文論知識體系。

隱性與顯性

20世紀50年代中國文論所接受的主體資源,主要還是來自根據地實踐經驗的總結和蘇聯的文論體系。這具有歷史的必然性。當代中國文論,正是從這里開始的。

現代中國的文藝理論,并不是從1949年才開始的。從晚清和“五四”以來,前輩學者在理論上作出了多種建構的努力。他們在對國外文學理論的引進,對古代文學思想的整理,以及在此基礎上綜合創造這三個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績。歷史不能截然斷開。但是,公允地說,1949年對于中國文學理論來說,的確是一個新開端。這時,正如胡風所說:時間開始了。這集中表現在,在這一年,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向全國進軍,并實現了從鄉村到城市的轉變。

1949年7月,在北平召開了第一次文代會,來自原“國統區”的作家,與原“解放區”的作家,在會上相聚,實現了“會師”,并由此使兩支文藝隊伍結合在一起,進行了整編。整編后的這支隊伍,承擔著要對舊的文藝進行徹底改造的使命。文藝理論在那一時期,就起到了對文藝進行改造的動力源的作用。

在文藝理論方面,中國共產黨并不是兩手空空地進城的。在此之前,無論是在30年代的上海,還是40年代的延安,都積累了不少指導革命文藝的實踐,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重要的理論。

在當時中蘇友好的環境下,各行各業都在向蘇聯學習,文藝理論中也出現了對蘇聯模式的引入。季莫菲耶夫著的《文學原理》,由查良錚翻譯,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一本文學理論著作。在北京大學,畢達可夫班培養了一代文藝理論研究者。其他一些高校也邀請蘇聯專家授課。這些翻譯活動和講授活動,都對此后中國文藝理論體系的形成具有奠基性的意義。

在50年代,來自根據地和來自蘇聯的文藝理論資源,在中國的大學教學和對文藝工作的指導方面,起著顯性的作用。因此,在文藝理論建設上也實現了會師。在指導文藝工作方面,來自根據地的思想,特別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蘇聯的理論起著同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大學的教學中,蘇聯的教材體系,由于有著現成的結構,同時也由于它是在蘇聯的大學教學過程中形成的,更適應學校教學,因而有著更大的影響。

這種顯性的影響是主導的。無論是在大學的文藝理論教學中,還是在文藝評論所使用的術語中,都體現了出來。在這一時期,西方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的影響并未消失。從晚清到“五四”,以及此后的20世紀20至40年代,中國文藝理論都積累了豐富實踐經驗,在西方文論引進和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中,都有著一定的成果。在大學的文學教學和文藝批評中,都體現出來。但是,與這時的根據地文論和蘇俄文論相比,這些影響在50年代呈現出隱性的狀態。

中國的革命,曾被毛澤東形象地稱為要推翻兩座大山,即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受這一“反帝反封建”中心任務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中國文論所接受的主體資源,主要還是來自根據地實踐經驗的總結和蘇聯的文論體系。這具有歷史的必然性。當代中國文論,正是從這里開始的。

對資源的接受,也是當時中國文論的功能所決定的。關于文論有什么作用的問題,從來就沒有統一的、一勞永逸的回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文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50年代,文論所具有的作用,是對當時的文藝進行改造。在文藝界,西方的和古代的影響都很深厚。對這些文藝進行改造,實現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革命,是當時的中心任務。我們所熟悉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原本就有對古代和西方文藝進行改造的含義。這個方針于1964年提出,緣起于毛澤東對一位名叫陳蓮的中央音樂學院學生的來信上的批示。這位學生來信的原意,是認為革命現代京劇的演出,受到中央首長的肯定,而這位學生所在的中央音樂學院的教學,還是西洋的那一套,沒有任何革新,因而表示不滿。毛澤東的批示贊同這位學生來信中的意見,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就是要對來自外國的和古代的文藝進行改造,建立起新的文學藝術的樣式來。

作為主流的三個資源相互更替

古代的,外國的,與現代的這三種資源,是80年代以后文論發展三重動力源,而它們的出場,都是與文論發展的特點時代的需要聯系在一起的,符合文論發展的內在邏輯。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再加上此前在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成為著名的“十六字方針”。對于文藝理論研究者來說,這16個字的意義極其重大。在“改革開放”開始以后的“新時期”,重提這”十六字方針“,對其含義的理解,就有了變化和深化。在這時,文論資源有了極大的豐富。原本處于隱性狀態的外國資源和古代資源,在改革開放的旗幟下被凸顯了出來。

當然,介紹外國文藝理論的工作,從來沒有斷過。有一套《外國文藝理論叢書》,從上世紀50年代末就開始出版,挑選了“上自古希臘、古羅馬和印度,下至20世紀初”的“各歷史時期及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文藝理論著作”(摘自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出版說明》,見布瓦洛《詩的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2版扉頁),其中包含有柏拉圖的《詩學》、亞理斯多德的《詩學》、賀拉斯的《詩藝》等。而對20世紀外國文藝理論的介紹,則主要是在80年代才開始的。

在20世紀80年代,文藝理論界學習西方,多譯快譯西方文論著作,成為學界共同努力的方向。在由王春元和錢中文主編的文藝理論譯叢,收入了以韋勒克和沃倫著的《文學理論》為代表的一大批文論著作,再加上一些美學和藝術學的譯叢,改變了中國文藝理論的基本面貌。原來由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在這一新的背景下顯得過時。張隆溪的《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和趙毅衡的《新批評》等介紹西方20世紀文論的著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哲學上看,現象學、存在主義等眾多的方法在影響文論,從心理學上看,弗洛伊德、榮格的思想走進了文論之中。哲學上的語言學轉向,也影響到了文論上的語言學轉向。在80年代中期,還曾有過從一些自然科學的方法出發,形成具有中國自創性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的熱潮。這一熱潮后來受到人們的垢病,但在那個特定的時期,這一熱潮對于文論的轉型,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從新時期到新世紀,中國文論研究領域出現了“文化轉向”。這種“文化轉向”是當時多種訴求的一種合流。世紀之交的“全球化”和“與世界接軌”的要求,經濟的市場化轉型,新的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對文學文化的影響,使得“文化”的概念在文論研究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從“審美文化”研究,到“大眾文化”研究,再到“日常生活審美化”研究,文論學者思想活躍,文論界也出現了一片繁榮的景象。 這種“與世界接軌”的一個重要而積極的結果,是中國學者逐漸克服了“中”與“外”的二元對立,不再將中國看成是處于世界之外的特殊一國,而越來越體會到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接軌”所帶來的,是將學問打通,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中,面對一些人類的共同問題進行學術思考。當然,這種轉向也有不足之處。在處理引進與創新的關系上,仍是引進消化為主,創新不足,甚至有學術時尚化的傾向。學者不再根據實踐的需要,來研究學術前沿,而是根據在國外流行情況來判斷是否“過時”,追逐最新最時尚的學術潮流。

不僅對外來的文論資源是如此,對古代文論資源也是如此。中國古代文論是一個巨大的寶庫,其中有著豐富的理論資源。當代中國文論建設者們對古代文論的價值及其對建設當代文論的意義,有一個認識的過程。中國文論史的研究,是在文論觀念的形成,以及大學開設文論課程的要求基礎上開始出現的。這方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像范文瀾、羅根澤這樣一些學者對《文心雕龍》的研究,以及郭紹虞等人對中國文論史和批評史的寫作。這種研究有一種倒序性,即有了現代文論觀念,才開始追溯這些觀念所限定的對象在古代的歷史。在當代文論研究發展的推動下,開始有人專門從事文論史研究,并將當代文論研究所獲得的成果,所形成的概念體系向古代投射,尋找其同與異,從而寫出有關古代文論的歷史著作,這是研究發展到一個階段的產物。這方面的研究,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發展繁榮,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怎樣從古代文論中汲取資源,充實到當代文論研究之中,這是另一層次的問題。這時,一些學者提出了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的命題。古代的文論能否實現現代轉換?如何轉?這在中國文論界出現了大討論。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爭論,成功地吸引了文藝研究界的注意,對于古代文論在現代中國被找回,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比起這一爭論來說,更具有意義的,還是對古代文論中的范疇和關鍵詞的研究。關鍵詞所具有的抽象性,使它們成為從古代通向現代的橋梁,同時,關鍵詞也成為當代文論在思想建構過程中的腳手架。

除了外國資源和古代資源以外,在中國當代的文論資源建設中,還有一重資源,在80年代以后引起了學界的重視,這就是20世紀前期,從晚清,經“五四”直到40年代所積累的文論資源。這種20世紀前期的文論資源,并不是天然地進入到當代文論的建設之中的。50年代的兩種資源,即根據地資源與蘇俄資源的結合,成為當代中國文論的底色。在那一時期,只有這兩種文論才具有政治上的正確性。這兩種文論打下了底色,其他的資源只是在此之上所作的畫而已。20世紀前期的一些學者的創造,也是在吸收了西方的和古代的文論成就的基礎上形成的,代表著20世紀中國學者融合中西、自主發展的成果。這時,跟著前輩學者“接著講”的思想,開始在學界流行起來。這種“接著講”的提法,在此前的50年代是不可能的。那個時代,為了新的思想意識形態建設,需要的是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在新社會實現思想的全面更新。具體到文論上,不可能對此前的觀點“接著講”。經過了幾十年的變化,中國學者已經視野開闊,儲備了豐富的知識。這時,在新的基礎上接續過去的一些思路,從前輩學人的成果那里汲取營養并“接著講”,就有了可能。

這種“接著講”,還基于這樣一種現狀:我們倡導“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但實際上在研究界,所出現的是“古”與“洋”的二元對立。主張“古”的人,認為要強調中國主體性,就要從古代去追尋純粹的中國性;主張“洋”的人,或者只是將中國的文藝現象當做西方理論注腳,或者在“過時論”的影響下,陷入到對西方最新理論的追逐之中。這兩種研究者相互分裂和對立,爭吵不休或不再爭吵而不相往來。在這種情況下,接續20世紀前期的一些討論,學習當時處理“古今”和“中外”問題的經驗,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進步,不失為克服二元對立之道。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古代的,外國的,與現代的這三種資源,是80年代以后文論發展三重動力源,而它們的出場,都是與文論發展的特點時代的需要聯系在一起的,符合文論發展的內在邏輯。

實踐層面:進入與新時代的創新

近年來開展的關于文學理論“接地性”的討論,就是不滿于文學理論的不及物狀態和游擊主義心態而提出的。

我們在講上述關于文論建設的資源時,尚未涉及一個更為根本的因素,即文論發展的內在需要。實際上,文論的發展變化,對一些資源的重視,在一個時期被放在突出的位置,都是與這個時期的特定需要聯系在一起的。

在上世紀50年代文藝理論的面貌,以及對資源的選擇,植根于這樣一種需要,即發展革命的、進步的文藝理論,通過這種理論來對當時的文學藝術進行改造,從而建設新的文學藝術。在這時,文藝理論具有指導的意義,其指導的對象,是當時繼承下來的文藝現狀。

這種對文學的改造,在延安時期就開始了。而在新中國成立以后,要將這種實踐在大得多的范圍里,在文化情況復雜得多的大城市里實現這種改造,需要理論的支持。同時,在這一時期的大學教學中,也面臨著文學教學和研究的改革,需要從理論上的提高做起。從蘇聯引進的一些文學理論和創作方法,適應了這方面的要求。在文學中,要塑造新時代的新人,塑造革命的英雄人物,反映現實的斗爭,等等。在第二次文代會上,強調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第三次文代會上,提出了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兩結合的創作方法。這些創作方法是對文藝創作提出要求,對于文藝的變革具有指導意義。

在80年代提出的文藝向內轉,引進了“新批評”和從俄國形式主義到法國結構主義等批評方法。這些方法之間有許多不同之處,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從原本賦予文藝理論的對文藝進行改造的任務,轉變為降低理論姿態,僅對既有文本進行描述分析。這時,文藝理論不再研究文藝應該是什么,而是轉向研究文藝實際上是什么。理論的這種文本轉向,是一種追求實踐性的表現。它豐富了文藝理論的內容,特別是在大學教學之中,文本分析受到教師和學生的普遍歡迎,有助于學生對經典文本的細讀。這本身也是受著研究的實踐性推動的。

與50年代盛行的從俄國引進的文學理論相比,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有著貼近文本,細讀文本,并對文本進行評點的特點。因此,中國古代文論也就有著相似的命運。在50年代得不到鼓勵,而到了80年代卻受到歡迎,配合了當時向內轉的大潮。

上述“向內轉”所形成的對文學理論研究的這種“描述性”,在文藝研究界和文學批評界的影響都是極其深遠的。這種影響,不只是在上世紀80年代,而且在此后,直到今天,仍在繼續發展。例如,由這種描述傾向所形成的對作品細讀傳統,敘事學研究及其在中國的發展,文學符號學形成,都在保持著這一傳統。

然而,從國外后續傳來的“后現代的轉向”以及“文化轉向”,使得文學理論再一次“向外轉”。在上世紀90年代,在文學理論界出現了“文化研究”熱,呼吁文學研究的“跨界”和“擴容”。這種“跨界”和“擴容”,擴大了文學研究的范圍,也推動中國文學理論跟上發展著的西方文論的新潮流。

文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具有積極意義,但它的消極意義也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顯示出來。美國學者喬納森·卡勒曾提出,“文學理論”變成了“理論”,在“理論”的名義下,這個學科的研究者走出了文學,涉足許多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然而,出去了還要回來。打一個比方,只是守著文學,不看到文學與社會生活的千絲萬縷的聯系,那是劃地為牢。但是,如果走出文學,只談理論不談文學,研究“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那就是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家的定義,應該是可進可出的常駐地。對于文學研究者來說,文學還是家園。

近年來開展的關于文學理論“接地性”的討論,就是不滿于文學理論的不及物狀態和游擊主義心態而提出的。文學理論有著自身的歷史傳承性,有一套理論話語體系,與其他學科的理論有著一定的對話和相互影響的關系,但同時,又時時面向當下的現實,受當下的文學實踐影響,在這種實踐的推動下前進。

縱觀70年的文論歷程,我們可以看到,文學理論總是應文學實踐的需求而發生發展的。這里的文學實踐,既包括文學創作,也包括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寫作;既包括對現有文學改造的要求,也包括在大學課堂講述文學的需要。一個龐大的文學家族,包括作家、評論家,還包括文學活動的組織者,文學期刊的編輯者,大學的文學研究者,中小學里的語文課老師,還有眾多的從事各行各業工作,或者不從事任何職業的有閑人群中的文學業余愛好者。這些人的需要,是文學存在的理由,也是文學發展的根本動力。70年國家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發展的需求,像磁鐵一樣吸引著各種資源,加入到文學理論的體系中來。因此,這里就有一個被選擇的文論資源和實踐的主體性關系。從文學發展的實踐出發,理論不斷得到豐富發展,成為今天這樣一個豐富的體系。

我們將70年的文論分成五段,即新開端、新變化、新時期、新世紀、新時代。在新時代,“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的方針仍然有效,但一個更突出的主題出現了,這就是面向當下的實踐,面向未來,而進行自主創新。中國文論在新時代的創新,要更好地服務于中國文藝,推動文藝的繁榮,也要面向世界,使中國文論的話語走出去,進入到國際的對話之中。

Baidu
sogou
百变qq多功能软件